郑永年:“史”与未来

郑永年:“史”与未来
我国文明对史有其非常特别的了解,史绝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史学。实践上,没有一个文明像我国文明那样注重史了。笔者以为,在很大程度上,我国的史是西方意义上的法的内涵一部分。在我国,很难 我国文明对“史”有其非常特别的了解,“史”绝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史学。实践上,没有一个文明像我国文明那样注重史了。笔者以为,在很大程度上,我国的“史”是西方意义上的“法”的内涵一部分。在我国,很难找到西方意义上的“法”。从严复开端,近代以来我国人对西方意义上的“法”作了不同的了解,以为西方意义上的“法”至少包含儒家的“礼”和法家的“法”。这完全能够了解,西方意义上的“法”是一种由规矩组成的系统,经由社会安排来施行其强制力气,标准个人行为。在这个意义上,假如法家的“法”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,那么儒家的“礼”便是针对控制精英的。不过,这儿还应当加上史家的“史”。“史”对精英行为的束缚并不亚于“礼”。一方面,我国文明一向有“以史为鉴”或许“以史为镜”的传统,这儿首要是针对控制者而言的,便是要以前史经验或许事例来指引或许标准自己的行为。另一方面,历代控制者也都会非常介怀“史”家怎么写他们的前史,“前史怎么说我”,所谓的“盖棺事定”就包含这个意思。对“史”,前史上有许多非常归于我国的解说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说,“史,记事者也。从又持中,中,正也”。顾野王在《玉篇》中解说道,史,掌书之官也。《周礼 天官 宰夫》中说,史,掌官书以赞治。史学家顾荩臣则说,所谓史者,乃古代为帝王“掌书”“记事”之人。“史”之为职,他手中所书记的工作,应当处处“中正公正”为本,故其字从又,持中。又,便是右手之“右”,人用之以“书记事物”的,“书记事物”而能不失其“中正”,这才能不负“史”之名。很显然,这儿先人们都着重“史”的公正性,具有公正性的“史”能够标准人们的行为和指引未来。我国有二十四史。在这二十四史中,最终九部正史记载了从唐朝到明朝的前史。史学家杨联升在《我国官方修史的安排:唐朝至明朝正史编修的准则和办法》一文中说,二十四史具有一些一起的特色,即每一部正史都是在随后的朝代内修编的,“国亡史存”这一准则在前史上一直没有发生改变。今朝汇编前朝的官方前史,表明后朝对前朝直接或许直接的供认。由于“史”的重要性,我国前史上史家逐步开展出一种近代以来人们称之为“史权”的权力,而这种权力包含皇帝在内的控制者也是供认的,虽然有些时分显得并不那么愿意。这种状况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。元朝学者王鄂在一封恳求编修辽史和金史的奏折中说:“古有可亡之国,无可亡之史。兼前代史书,必代兴者与修。盖是非与夺,待后世而可公估也。”1639年,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告知有关官员说:“近克元都,得元十三朝实录,元虽亡国,事当记载。况史记胜败,示劝惩,不行废也。”清朝康熙皇帝在给史馆的一份诏令中就着重,应该公正地编修前朝的前史。修史是一件困难的事 对今朝来说,虽然修史有其他种种原因,但“以史为鉴”或许“以史为镜”则是最首要的。杨联升说:“以史为鉴这一准则,能够追溯到古代。关于九部正史来说,首要用于偶然的参阅,而不是用来一般的阅览资料。并不在对普通老百姓的教化效果,而在于对控制者的提示效果”。这是契合客观实践的。毛泽东早年就说过,我国的前史都是帝王将相史,而非公民的前史。我国的史家写史是给皇帝和控制阶级看的,而非给老百姓看的;相同,皇帝着重修史也是一种自我提示和戒备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“史”具有法令的功用,相似英国的不成文事例法。也正是“史”具有这个功用,怎么修史是一件困难的工作。《左传》一书中就记载了好几位引秉笔直书而献身了生命的史家。对史家来说,最重要的是公正和客观。记载前史现实最为重要,评介前史反倒不那么重要,由于我国人信任,前史自己会有最好的评介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被汉代的学者称为是“实录”,这是史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。因而,史家的独立性被视为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传统。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,近代以来史家把这种独立性称之为“史权”。确实,假如就对控制者行为的影响力来说,我国前史上没有比“史家”这个集体更具有权力的了。不难了解,这种权力往往是以史家的献身为价值的。不过,前史上,人们也开展出了企图削减这种献身的办法。例如,为了免除那些担任记载皇帝言行的史家之忧,我国史学中有一种传统,要求皇帝不阅览其自己在位时期的“起居注”。前史是由现实组成的,而现实只需发生过,就不会消失,因而前史便是对前史现实的记载,即“实录”。不过,对现实的解读和评价会发生改变,不只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,同一年代的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。司马迁因而确立了“多实录、少谈论”的传统。二十四史充分反映了这个传统。虽然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史,但记载的则是现实。但近代以来,这一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二十四史当然不行避免会受政治影响,但“重实录、少谈论”的这种传统赋予史家很大的空间来记载前史。不过,近代以来,我国史学呈现过度政治化、意识形态化的状况,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来写史、解读史。这种趋势导致了几个对史学来说是丧命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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